妻子说想个洗澡。胡先生跑了大半个武汉市，买来一个椭圆型的轻巧小浴缸，刚好可以放在病房里。他灌满热水，把妻子抱起来放进小浴缸，先用毛巾把锁骨处的输液接口裹严实，再一处一处给她轻轻擦洗。妻子自嘲地说：“我变得这么难看了。”胡先生笑着说：“我觉得不难看，那就是不难看。”然后又背诵了法国女作家杜拉斯那一句撼天动地的话——“与你年轻时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洗完后，他用了几乎整整一瓶护肤霜给妻子全身上下轻轻涂抹了一遍，肌肤立时就滋润鲜亮起来……

     写到这里，胡发云感叹道：“51年的生命。30年的相识。26年的夫妻。像一株自己种下的花儿，眼见了一个女人一生的美。这种美，只有种花人自己才真正看见的……哪怕凋萎，也看得见其中绵延不绝的风韵。就像家里那几束早已老去的山菊花和勿忘我。”泪落染树，血流染枝。这篇悼文，使我看到一种以生命的执着去完成的宿命式的神圣爱情。
     窗外，太阳冷冷地照着，我心里一片悲哀。世间最坚韧、最脆弱的关系莫过于夫妻了。夫妻？有谁懂得什么是夫妻？小时候，父亲谈及罗隆基私人生活，曾说过这样一句：“在中国，懂得女人的男人不多；懂得男人的女人也不多。”我没见过胡先生的妻子，但我觉得他是懂得自己的妻子的，他是懂得女人的男人。
     我是第二次婚姻了。二次婚姻的特点是婚前双方要把所有问题提前谈好，权衡的分量大于情感的砝码。所以，婚后我和丈夫的关系，平淡得像“独联体”——松散的联盟。一人一间屋，各干各的事，各看各的书，经济独立，社交独立。日子再平淡不过了。可是一旦他倒下，那平淡后面的东西突然显露出来，血淋淋的！我恍然大悟：他不是我的丈夫，他是我生命的全部。我哭泣着不断哀求医生：“救救他，用我的命换他的命！”两次昏死在他的病房。我第一次倒地，他大叫：“这儿不是医院，这是虎口。我俩不能都掉进来，你要逃出去！从明天起，不许你来看我。”第二次，他就只能用无比忧伤的眼睛望着我，望着我。
     丈夫的病越来越重了，那时我刚好写完“忆张伯驹夫妇”的草稿。他挣扎着一天看一两页，还在稿子上面做记号。并吃力地说：“小愚，你写得比以前好多了。也还有很多问题，等我的病好了，我来给你改。”过了一个多月，丈夫大概知道已经没有为我修改文章的可能了。他把稿子从枕头底下抽出来还给我。说：“写吧，写吧。等我死了，你就成功了。”
     一天，丈夫的气色还好。他坐起来拉着我的手说：“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四段。后三段都是苦，前面的生，也未必是乐。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视为人生的标准。小愚，对你来说，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活下去！这是你父亲当年的叮嘱，也是我的叮嘱。我不担心你的工作，只担心你的生活。你什么都不会呀。我死后，谁给你领工资？马桶坏了，谁给你修？灯绳断了，谁给你接？你一个人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再找一个男人吧！”我扑在他胸前，放声大哭。
     “死”是结束；“老病”是处在生死之间；而半生半死，最是痛苦。我和他都是半生半死人。此后，丈夫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靠输液和“杜冷丁”活着。一个周日，他的两个孩子都来探视。预感到来日无多的他，流着眼泪要求孩子：“你们今后要照顾好章姨！答应我，答应我！”其声嘶哑，其情凄怆——死神来临之际，夫妻诀别之时，我临近花甲之年，懂得了爱情，也懂得了男人。清理他的遗物，我发现一个纸夹。那上面的每一张纸，丈夫用铅笔写着同样的一句话：今后最苦是小愚，今后最苦是小愚。
     丈夫死在位于通州的北京胸科医院。他去世六载。六年来，我双脚不过四惠桥，两眼不看东方红。以往夫妻的共同节目如看大片、看球赛、写对联、下棋、听戏、散步，我全戒了。
     我一直以为人生有两件东西是属于自己的，一是情感，二是健康。丈夫一步一回头的离去，使我猛然醒悟：这个世界原来是什么也抓不住的！我内心那份绝望的寂寞，从此与生命同在。只要活一天，它就在一日，很深，很细。
     这几年，我与胡先生常通电话，一聊就是几十分钟。聊天中，我才知道他正式退出了武汉、湖北、中国三级作家协会，奉还他从来没有接受过、也从未使用过的各类头衔。胡发云认为，搞这种无聊的头衔有辱于一个作家的情商和智商。于是，他成为一个体制内生存、体制外思考的作家。他住一套房子，另有一套住着被收容的残疾猫和流浪狗。
     我问：“你为什么要收留它们？”
     他说：“在街头看见它们，单是那眼神就足够打动你了。”有时，他把话筒拎得老高老高，让我听听猫叫和犬吠。
     夏季，我常劝他：“武汉太热，来北京住住吧！”他的回答，就是简单的一句：“我习惯了。”
     冬季，论到他叮嘱我了：窗户关好没有哇？穿暖和没有？吃得如何呀？我们的交往稀松散淡，却又像隔壁邻居密切琐细。我对未来一向悲观，消沉又绝望。我在给他的信中写道：“等我把所有的故事写完，就去了断自己：或向东行，沉没于大海；或向西去，消失于沙漠。”——他急得直劝我，说：现实并不怎么好，但我们还应该抱有某些温暖的期望。
     他的长篇小说《如焉》，我是通过朋友的推荐在网上看到的。很兴奋！很久很久了，没有读到这样一本直面现实的文学作品。全篇情绪饱满，文字清淡，平静的后面是思想的波澜。我是用：“两晋无文，唯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当代无文，唯胡发云《如焉》而已。”的话来评价的。有人说，评价过高。可无独有偶，一位网友也发出了类似的评价，说：自己根本不知道湖北有这样一个作家，读了《如焉》，大有“孤篇压全唐”之感。
     只要细心，你就都能从《如焉》里隐隐约约地找到“非典（Sars）”，***，李慎之的影子。这是多么敏感的事件和人物呀！有记者问他：“害怕不？能承担吗？”他说：“我尽可能承担到我内心真实表达所需要的程度。不管它会给我带来荣誉还是灾难，顺利还是坎坷。我非常深切地体会到了‘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快乐。公众会在心灵上引起震撼或疼痛的事件，一个作家也应该天经地义在内心有所反映，而不会因为恐惧而放弃。” 书中，有三个智者形象（卫老师、达摩、如焉的母亲），寓意深刻。苦难，享受，征服，驯化，反抗，通达，愚钝，都通过智者们的对话和行为获得了历史的解密和精神的验证。胡发云以此寄托了对理想主义和理性世界的充分想象。我们这个国家不缺乏说教者，缺少的正是能够思想的思想者。所以他说，这本书“就是寻找历史上失踪的思想者”。而爱情线索的精致铺排和智者的悲剧收场，则显示了出这部长篇小说的审美价值和文学魅力。
     《如焉》刚上市是很热销的，看着要降温了。突然，峰回路转。国家新闻出版署一位副署长在2007年1月11日全国出版社负责人的“通风会”上，公布的八本“2006违规出版书目”里，除了有我的“伶人”，还有他的“如焉”。
     有记者问胡发云：“《如焉》被禁，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他答：“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荒谬可笑，像一个顽童的恶作剧，这孩子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今天是e世纪的互联网时代，这种动作除了挑战大量读者、媒体、评论家的智商与尊严外，一点正面意义都没有。不讲法理也不讲学理的禁书方式，有点像暗夜在人身后打闷棍……我在《如焉》中说过——‘当他们不让你说的时候，就已经证实了你说的是实事’。这是一条屡试不爽的定律。可能他们汲取了以前做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但被白纸黑字记录下来的一种教训。我与朋友们开玩笑说，***当年许多指示总是口耳相传，或者把文件内容看清楚了，即刻把它烧掉或塞进嘴里吃了，那时你是地下党，现在你是执政党，怎么还搞地下党那一套呢？”
     顿时，《如焉》的销量飙升，用胡先生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这部小说其实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没想到在它正要谢幕之时，又让它得到了一次美丽转身的机会。
     胡发云的下一部作品是写文革的，或者说是与文革相关的作品。我劝他暂时放放，题材太敏感了，官方通不过的。他说：“十几亿人在十年间付出这么惨痛的代价的历史事件，早就该有一百部一千部的作品了，可直到今天还没有人真实地写它，而这种荒谬性甚至都没有人去置疑。我就要写！” 《如焉》的封底上摘选了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这句话，他常用来劝慰我。而他本人其实是有忧郁，也有愤慨的。
     我的“伶人”也在被查禁之列。官员还不点名地点我，说：“这个人的思想有问题。我们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由此，我联想到第一本书（《往事并不如烟》，香港版更名为《最后的贵族》）被禁，完全是因为一位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把它定性为“反党宣言”。事情再明白不过了：从1957年到今天的五十年间，我就是被左派认定为的一个右派。右派就右派——别人觉得可耻，我备感光荣，终于能和父母站在一起了。但谁也不能以此为由而剥夺我的公民基本权利。我决定拿出性命来讨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发表声明：誓言要以生命维护自己的文字。胡先生都在网上看了。他支持我，只是劝我别真的生气，说：“你现在吃要吃好，喝要喝好，睡要睡好。”许许多多的朋友都对我这样说，素不相识者也通过各种方式带来真挚的问候。人心如水，恩义如山。一本书的命运跌宕起伏，而世间至戚关怀，更令我戴德难安。我不是没见过世面，也不是没有经历过风浪，那些无数颤栗不安的梦幻和万念俱灰的破灭，却始终没能给我胸膛里按上一颗平常心。泪往下滴，血朝上涌，为了起码的尊严和良知，我拼了。
     写作是自语。从前的文人和今天的作家，都是语言文字的囚徒。他们提笔都是有话要说，有兴趣去说，还有人爱听他们说。对我这样一个“生非容易死非甘”的人而言，唯有写作才能进入我的骨肉，激活生命。身处孤独无援之地，灯下展卷时的一点点温暖，便真的感到了富足。几十年来，我们不是把文学绑在革命的车轮战车上，就是把写作搭在缚于改革的翅膀上羽翼下，期待借助于文学的力量让车轮转得更快，叫飞机飞得更高或倚仗改革的风势让文学飞得更高。对于这样的责任感，我承担不了，也承受不起。昔日的岁月笼罩了我一生的路，我只能做到旧梦重温，重温旧梦。用心灵呼唤已死的心灵。“画船儿载将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极度缺乏现实责任感的，是个时代的落伍者。我想——大队人马迎着朝阳高唱进行曲的同时，偌大的社会能否容许像我这样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坐在路边低吟咏叹调呢？当然，也应该让胡发云先生写他的“文革”长篇。
     我相信他会写的，或许正在写呢。

                                           2007年2月13日于北京守愚斋

静静的护城河水

是午门沧桑的泪水

滴落在脸颊上

在月色里

 　  凝成两行

午门深邃

多少过往

多少鲜血

还有不瞑的眼睛

在午门的心底

　　　　埋藏

厚重的城门枝呀着

是叹息  是无奈

一刹那

卷起的尘土却是

如此木然

历史在河水里 安静

超然地看着　 你我

在千个轮回　 以后

重复着 　　　曾经

午门安详

是智慧的

老者般的安详

我不知道（转摘别人的）是首好诗，可惜没有写完的感觉总在脑海里萦绕。

小时候

我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

长大后，我不知道

自己在想什么

昨夜，我去游戏人生

路过人群和大街  迎面一匹空寂无人的白马

独自忧伤

我抚摸洁净的鬃毛

仿佛自己慢慢回忆慢慢回来

开始的感觉冷入骨髓

我痛苦于——

知道自己的过程如此漫长而辛酸

犹如由远渐近的一位老者

30过了?

就这么过了.

不小心.

好象一直都是好人,就这样过来了.

善恶一念间，在很多次装了好人后也会有些些遗憾，从来不知道坏人是什么滋味呢？

有个老和尚说我有佛缘,那是个香火不是很好的小庙.

途中的偶遇罢了.一切都不是我们看见的.

我们从来都看不见这世界的真相.

惟有象清醒前的尼奥,在虚拟的世界里怀疑着,同时,生活着.

最近加班多，早上起床实在是很痛苦的事情。

于是在六点半的时候就想干脆任性一次，睡个天昏地暗再说。结果不过是多睡了一个钟头，七点半就再次醒了。冲个澡让混沌的大脑清醒过来，看着阳光从东面扑进我的小楼。

春光大好。

出门来打车，说出东四的时候师傅皱了皱眉头，就小心地陪着说话，结果是师傅来开导了我一路，劝我，是个很开朗的人，说了一路：

甭解，我是不愿意去那东四，可谁都不容易，您上我的车是注定的缘分，咱就得高兴着把您送过去，我不还睁您车钱那嘛！你这每天上班也够辛苦的吧，这条路被市政折腾的快不成形了。你瞧你瞧，这孙子还这加塞，丫也不打个招呼，开个破怕撒特就牛了，老子就看不上这种人，您有急事咱理解，谁还没个着急的时候，你倒是客气着点，我哎！哎！进不来吧，跟我这次毛。

……

柳絮漫天。旁边是个絮叨的哥，窗外是暖暖的阳光，真不想上班面对那些烦恼。

唉。

还是来了。